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结束。中国音乐事业在这十年浩劫中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灾难。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一页。

“文革”开始后，古今中外所有的音乐作品几乎都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在丧失了理智的情况下，为某些作品网罗的罪名，现在看来都十分荒唐可笑。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批判为“牛鬼蛇神谈恋爱”，交响诗《嘎达梅林》是“为封建王爷唱赞歌”，歌剧《江姐》是“哭哭啼啼的，算什么英雄”，《白毛女》也因为老贫农杨白劳的自杀身亡，是“缺少反抗精神”而遭到禁演。对舞剧《鱼美人》的批判是：“毒草舞剧《鱼美人》就是为中国赫鲁晓夫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推行‘全民文艺’黑货的一个黑标本。……这里剥削阶级的本性改变了，资产阶级小姐--海底公主是‘酷爱劳动’的，为了‘爱情’可以下嫁给一个穷猎人。这不正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最形象的说明’吗？”一时间，音乐舞台空空如也。

在中国的历史上，音乐一向是政治的最得力的工具。“文革”期间更不例外。在把古今中外真正的音乐艺术打入地狱后，很快便掀起了“语录歌”的狂潮。那时上上下下常说的一句话叫做“革命歌曲大家唱”。《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不打，他就不倒》等广为传唱。甚至连毛泽东的全部“老三篇”都被谱成了歌曲。到了1969年，“语录歌”不再盛行。当时，全国范围内允许唱的歌只剩下四首：《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970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供人民群众演唱。这五首歌都是经集体重新填词的，有的连歌名也改了。它们是：《工农一家人》（即原《打长江》）、《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抗日战歌》（即原《救国军歌》）和《战斗进行曲》。

1973年，全国报刊上又出现了一场所谓“无标题音乐讨论”，对本来已萧条、肃杀的音乐界来说，又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一年的10月，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黄晓和应对外友协的要求，为土尔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曲目写说明。黄在说明中说：“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化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说比较健康、明朗。”对外友协将这个说明作为请示报告的附件送中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说明，作了“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化对比而无社会内容”等批注。据此，于会泳在首都文艺界大会和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负责干部及音乐界人士座谈会上，号召批判无标题音乐。此后，全国报刊共发表批判文章一百二十余篇。

荒诞的时代，艺术未必就一文不值。卫星是这个时期上天的，万吨轮船也是这个时期下水的。那时候音乐创作的主流虽是以“高、快、响、硬”为能事，但正像科技及工农业生产也能找出一些值得夸耀的成就一样，高压政策虽遏止了艺术创造，但也使人们的思想相对单纯：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不心浮气躁，有足够的时间对一件艺术作品精雕细刻。因此而产生出在艺术上经得起推敲的佳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现代戏在音乐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京剧音乐现代化的成功尝试：

京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人称之为“国剧”。它的历史虽然不长（清代末年形成于北京），但一经产生，便由于其在很多方面适应了人们的欣赏需求而得到迅猛发展。首先是它的曲调异常丰富而且通俗，以二黄、西皮为主，还有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等；剧目更是浩如烟海，不但有二黄、西皮、吹腔、拨子、四平调等剧种的剧目，还包括了昆腔、高腔、秦腔等古老声腔及罗罗腔、柳枝腔、银纽丝调等民间小声腔的剧目。其内容不仅仅表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更不乏表现普通百姓的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性格和品质以及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的剧目。其题材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戏、武戏、唱功戏、做功戏、对儿戏、群戏、折子戏、本戏等。新中国成立后，多数的传统戏在经过适当地删改后，依旧活跃在舞台上，如《宇宙锋》、《玉堂春》、《群英会》、《拾玉镯》、《六月雪》、《四进士》、《金玉奴》、《空城计》、《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等等，魅力不减，吸引并培养了众多的戏曲爱好者。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音乐（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产生的影响那样，戏曲领域所受到的冲击，较之音乐有过之无不及。这恐怕主要是由于这一艺术品种本身从内容到形式，或者说是从里到外，都是“传统的”缘故吧。这就等于说浑身都是辫子，根本用不着“左派”们费心机地去抓，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因此，这种艺术在那个时候更要脱胎换骨地改。主要的路数是要演新人，唱新事，歌颂新社会。京剧界开始尝试着突破现代生活内容与京剧传统表演技巧之间的矛盾，进而大胆、谨慎地尝试以京剧形式来表现现代的生活题材。经过不懈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64年，在第一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的几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现代戏，如《芦荡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节振国》、《红嫂》、《黛诺》等，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并受到了观众的肯定。紧接着，“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问世了。这是一部由京剧音乐与合唱、交响乐和表演相结合的作品。它由传统京剧音乐中的京胡、二胡、打击乐加西洋管弦乐队，再加上部分民族乐器为伴奏，演唱部分除了独唱、对唱，很多地方根据剧情需要而加进了合唱。这么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音乐形式加在一起来共同构成一部作品，不但京剧音乐的风格把握得较好，总体感觉也是比较融洽，好听。公允地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成功的以戏曲音乐为基础的大型声乐作品。

“文革”开始后，艺术领域就几乎没有不是“封资修货色”或“大毒草”的作品，京剧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出版的一本现代京剧唱腔集的“前言”一开始便写到：“京剧舞台，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场。长期以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京剧舞台搞得乌烟瘴气、群魔乱舞。他们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利用京剧竭力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涂脂抹粉，为封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了一支支毒箭。京剧，成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京剧界，整个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音乐生活（包括舞台、广播、电影、电视）极其单调、贫乏，只剩下“样板戏”了。

“样板戏”固然是“文革”时期被政治利用的畸形文化产物，但局部地从音乐角度去看，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不带感情偏见地说，它在音乐上确有创新与建树。

首先，“样板戏”的主创人员多数具有较深厚的传统音乐素养，又对京剧传统戏的音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在用传统形式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时，就很少显得唐突、生硬。很多优美的唱段，不是作曲家在那里面壁独创，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既不失醇厚的戏味儿，听起来又有新意。如此，欣赏者便易于接受。如《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在“打虎上山”时演唱的【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便是直接从传统戏《战太平》中花云（余叔岩饰）所唱的【二黄导板】“头带着紫金盔齐眉盖顶”一段搬过来的。因为既然叫京剧，就应最大限度地突出并保留作为这个艺术品种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点或者说它的优点，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佛经有言：“随缘不变，不便随缘”，即是说，不变则亡，全变也亡。在限制中展现自由驰骋的本领，历来是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不懈追求。

其次，突出了音乐在刻画人物形象、渲染矛盾冲突等方面为其他艺术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毋庸讳言，京剧传统戏的音乐相对单调，制造气氛多靠打击乐（即场面）、表演（即做功）和道白、演唱的节奏。欣赏传统戏，主要是欣赏其唱、念、做、打，更主要的是欣赏其中脍炙人口的著名唱段。而“样板戏”的做法，是将唱腔进一步美化、音乐化的同时，强调凭纯器乐（中西乐器组合的乐队再加上传统的“三大件”即京胡、二胡、月琴）来烘托剧情，甚至借鉴西洋音乐的主题贯穿手法来突出主人公形象。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

再次，在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或进行变革时，谨慎小心，决不轻举妄动。3／4拍在传统京剧音乐中是没有的，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中，在表现朝鲜的群众场面时，巧妙地运用了朝鲜民族这一特有的节奏型态，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同一腔调在做调型变化时，传统京剧中只是“二黄”腔在调型变化时出现了“反二黄”。而“样板戏”的《沙家浜》等剧中，出于剧情的需要，参照传统戏的做法，在“西皮”腔的基础上演化出了“反西皮”腔，丰富了京剧音乐的表现力。

最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戏的精华，而又恰倒好处地将西方典型的交响乐队形式大胆用于剧中。如传统戏有生、旦、净、丑等脚色的划分，剧中不同的人物分别由不同的行当来承担。经长期的舞台实践，传统戏曲的演出与观赏之间已达成一种默契--从这种夸张的表演当中来体会戏曲的美。夸张的表演不但包括唱、念，还包括了化装、穿戴以及利用髯口、靴、帽等形成的表演技巧等，这些都是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距离，但人们欣赏传统戏时却认为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下意识地、不自觉地接受了下来。反映新生活内容的“样板戏”必须妥善处理好这对矛盾。在这方面，“样板戏”成功了。髯口、靴、帽包括生、旦、净、丑的化装虽都不能用了，但各行当在剧中的分配及其表演程式和特点都有所创造地保留了下来。另外，西洋的交响乐队是西方音乐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单从音响的丰富性和音乐的表现力上来说，它可能要高于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但用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结合，其反差之大，足令一般人望而却步。自本世纪初西洋音乐传入我国，几代音乐家所拥有的一个共同梦想，便是用西洋音乐来表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音乐要“三化”的口号，都是在为实现这一梦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次中国的国粹--京剧，与欧洲古典音乐的代表--交响乐的成功携手，可视为我国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