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统称“八一宣言”），至1936年，“左联”和各种左翼文化团体相继解散。为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吕骥撰文《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周钢鸣撰文《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在这些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新音乐运动”的口号。其主要精神是：新音乐要成为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要采用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具有大众化的作风。与理论界相呼应，1939年10月，李凌、赵讽、林路、沙梅等人在重庆成立了“新音乐社”，1940年l月创办了综合性、普及性的音乐刊物《新音乐》，总计出刊9卷49期。在长达11年的出版过程中，登载、介绍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发表了一批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章，如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我学习音乐的经过》，李凌的《略论新音乐》，赵讽的《音乐的民族形式》，孙慎的《聂耳--我们的先驱》，缪天瑞的《音乐美学史概观》，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吕骥的《解放区的音乐》等。在“新音乐运动”的影响下，当时重庆国立音乐院的部分师生组织了“山歌社”，对民间歌曲进行收集、整理、改编和演唱，还出版了《山歌通讯》和《中国民歌选辑》。

当时提出的另一口号是“国防音乐”，这是与“左联”等组织解散后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相呼应的，旨在广泛团结文学艺术界各方面人士一致抗日。“国防音乐的提出，只是作为号召全国音乐界一致起来参加救国工作的一个联合口号”，号召“在国防音乐的旗帜下”，“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这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配合“新音乐”的理论研讨以及“国防音乐”的口号，形成了口号、理论与实践三者互为补充、有机结合的互动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咏活动，始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黄自等创作的合唱曲《抗敌歌》、《旗正飘飘》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其后，群众性的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队伍、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大批新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松花江上》等，都迅速唱遍全国。“七七”事变后，救亡歌咏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全面抗战，更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大批艺术形式更多样、民族风格更鲜明的抗战歌曲。其中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长城谣》、《打回东北去》、《丈夫去当兵》、《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传唱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形成了“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形势。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了有五十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其后，各种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17日成立了包括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4月1日，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了有数百个歌咏团体、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抗战歌咏活动。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歌咏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开展起来。救亡歌咏活动也波及到了海外，法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均成立了救亡歌咏组织。1940年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以“起来”为题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